假如我穿越上海青年文化的這15年(2010-2025)

2010年的上海,世博會的余溫還未散盡。在靜安寺附近的書店里,一個女孩正捧著《最小說》的最新一期,封面是郭敬明的照片。
隔壁的男生戴著耳機,手機里播放著周杰倫的《跨時代》。
十五年后的2025年,很多書店早已不再。年輕人低頭刷著小紅書和抖音,耳機里播的是脫口秀的片段,魯豫和羅永浩的播客。
他們身上穿的,可能是各種IP聯(lián)名款衛(wèi)衣,手里提著剛從線下谷子展收來的限定周邊,還有盲盒。
與此同時,這個時期,每個人都可以是主理人。
從2010到2025,十五年里,上海年輕人的閱讀與表達、線上與線下、主流與亞文化如何彼此追逐、互相馴化?
如果用三幕來呈現(xiàn)這個過程:
第一幕應該是紙本時代的尾聲。
第二幕是移動端的黃金時期。
第三幕是重新發(fā)明在場。
我虛構了一個“我”,讓這個“我”穿越這十五年,經(jīng)歷了這些變化。
一
文學青年的黃昏——紙質的最后榮光(2010-2013)
01
巨鹿路上的文學夢
2010年秋天,我第一次走進《萌芽》雜志社。
那是一棟巨鹿路上的老洋房,爬山虎爬滿了墻面,鐵門有些生銹,樓梯咯吱作響。我當時是高三學生,聽說了新概念作文大賽,來看看眾多年輕人的文學圣地。
有一些現(xiàn)在看來,簡直是文學殺馬特一樣的作品,是彼時的文學icon,比如郭敬明的《悲傷逆流成河》、韓寒的《1988: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》、張悅然的《櫻桃之遠》……
我從沒有獲過文學獎。但成為作家,靠寫字為生,這是我們這代文學少年共同的幻想。
現(xiàn)在想來,那種自信既天真又珍貴。我們真的相信,文字有力量,文學有價值,只要寫得好,就能被看見,被認可。
02
人人網(wǎng)上的真實社交聚落
2011年,我剛上大學,人人網(wǎng)是每個大學生的必備品。
和微博、豆瓣不同,人人網(wǎng)有一種獨特的"真實社交"屬性。你的好友都是真實認識的人——高中同學、大學室友、社團伙伴、同一門課的同學。這種真實性,讓人人網(wǎng)上的表達既公開又私密。
我會在人人網(wǎng)上發(fā)很長的日志。寫昨天看的電影,寫剛讀完的小說,寫對生活的感悟。這些日志往往有兩三千字,配上精心挑選的配圖。寫完之后,點擊"發(fā)布",就像把自己的一部分展示給全世界。
那種感覺很奇妙。你知道誰會看到——你的室友、你暗戀的對象、你的高中死黨、你剛認識的學姐。你在寫給所有人,也在寫給特定的某個人。每一個字都經(jīng)過仔細斟酌,既要表達真實的自我,又要維護精心構建的形象。
我記得我寫過一篇關于《挪威的森林》的長日志,引用了很多原文,分析了村上春樹的“疏離感”。發(fā)布后,有十幾個人點贊,七八個人評論。其中一個女生的評論讓我印象深刻:"你的解讀很有意思,我也覺得直子代表的是無法企及的過去。"
我們在評論區(qū)聊了很久,從村上春樹聊到太宰治,從日本文學聊到存在主義。那種交流的質量,是后來的社交平臺再也沒有給過我的。
人人網(wǎng)還有一個功能叫"相冊"。大家會把生活照整理成主題相冊——"畢業(yè)旅行"、"社團活動"、"咖啡館打卡"。每張照片都會配上精心寫的文字,有時候一段話能寫幾百字。
我有個朋友,她的相冊叫"書與咖啡",每周都會更新。她會拍自己在不同咖啡館讀書的照片,配上當時讀的書的摘抄和感悟。每次更新,評論區(qū)都很熱鬧,大家會討論她讀的書,推薦類似的作品,約著一起去她提到的咖啡館。
那時候的人人網(wǎng),是一個巨大的文藝青年聚落。你能很容易地找到和你有相同興趣的人——喜歡同樣的書、同樣的電影、同樣的音樂。
不需要算法推薦,只需要翻翻朋友的日志,看看他們轉發(fā)的文章,加入他們參與的公共主頁。
03
校內(nèi)BBS的精英文化
除了人人網(wǎng),每個大學還有自己的BBS論壇。
我們學校的BBS是用水木清華那種傳統(tǒng)界面,黑底白字,充滿了上世紀末的極客美學。要用BBS,你需要學會一套特殊的操作方式——用快捷鍵瀏覽,用命令行發(fā)帖,用ASCII字符畫表情。這種門檻,自然篩選出了一批"核心用戶"。
BBS上的討論,和人人網(wǎng)完全不同。
人人網(wǎng)是社交化的、展示性的,你在意的是"我想讓別人看到什么樣的我"。BBS是匿名化的、討論性的,你在意的是"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"。
我經(jīng)常泡在BBS的"讀書"版塊。那里的討論水平很高,大家會認真地分析一本書的結構、思想、文學價值。如果你發(fā)了一個膚淺的觀點,立刻會有人用長篇大論反駁你,引經(jīng)據(jù)典,邏輯嚴密。
我記得有一次,我在BBS上說《百年孤獨》"有點難讀,搞不清那么多人物關系"。一個ID叫"夜行者"的人回復了我一千多字,從魔幻現(xiàn)實主義的文學傳統(tǒng)講到拉美的歷史背景,從馬爾克斯的創(chuàng)作手法講到如何理解"循環(huán)的時間觀"。
那個回復讓我羞愧,但也讓我興奮。羞愧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淺薄,興奮是因為我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可以深入學習的方向。我保存了那個帖子,后來重新讀《百年孤獨》,確實理解得更深了。
BBS上還有一個傳統(tǒng)——每年的"十佳書籍"評選。版主會發(fā)起投票,大家推薦自己這一年讀過的最好的書。
最后評選出來的榜單,往往很小眾,很硬核——哈貝馬斯的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、本雅明的《發(fā)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》、薩特的《存在與虛無》。
這些書,大多數(shù)人根本沒讀過,甚至沒聽過。但榜單出來后,圖書館的這些書會被一搶而空。大家會嘗試去讀,會在BBS上發(fā)讀后感,會互相討論。那種"挑戰(zhàn)困難文本"的氛圍,讓人覺得自己在進步,在成長。
04
韓寒與郭敬明的兩極世界
2010年代初,你不可能不在韓寒和郭敬明之間站隊。
我們寢室四個人,兩個是韓寒粉,兩個是郭敬明粉。每次吵起來,都能從文學價值吵到人生觀,從社會批判吵到消費主義,誰也說服不了誰。
我是韓寒粉。我喜歡他那種玩世不恭的姿態(tài),喜歡他在博客上對社會現(xiàn)象的犀利評論,喜歡他“不合作、不妥協(xié)”的反叛精神。在那個年代,韓寒代表著某種“清醒”——他看穿了體制的虛偽,教育的荒謬,成人世界的偽善。他的文字是一種武器,專門戳破那些冠冕堂皇的謊言。
我的室友是郭敬明粉。書架上擺滿了《小時代》系列,郭敬明主編的《最小說》每期必買。她說韓寒太憤世嫉俗了,郭敬明才是真正理解年輕人的。"他寫的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啊——漂亮的衣服、高級的餐廳、精致的友誼。"
我嗤之以鼻。"那都是虛假的消費主義美學,是對物質的崇拜。"
"那又怎樣?"她反駁,"至少他承認這些欲望,不像韓寒那樣裝得很高尚。"
這種爭論持續(xù)了整個大學時光。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,我們爭論的根本不是文學水平,而是兩種價值觀、兩種生活方式、兩種對待這個世界的態(tài)度。
韓寒代表著批判與反抗,郭敬明代表著接受與享受。前者說"這個世界有問題,我們要改變它",后者說"這個世界就是這樣,我們要適應它"。
而2010年代初的中國,恰好處在這兩種價值觀的分水嶺。有人還相信理想主義,有人已經(jīng)徹底擁抱現(xiàn)實主義。
我們以為自己在討論文學,實際上在選擇人生。
我們并不知道,到了2020年代,我們會認為二者都太過矯情和粗淺。
05
福州路書城的周末儀式
每個周六下午,我都會去福州路書城。
去之前,我會在人人網(wǎng)發(fā)一條狀態(tài):"又到了一周一次的書城時間。"很快就有朋友評論:"帶上我!"或者"幫我看看有沒有XXX的新書。"
那是一種儀式感。從地鐵站出來,走過那條總是很熱鬧的商業(yè)街,推開書城的玻璃門,一股混合著紙張和空調冷氣的味道撲面而來。我喜歡這個味道,它讓我覺得安心。
書城總是擠滿了人。青春文學區(qū)永遠是最熱鬧的——饒雪漫的《左耳》、郭敬明的《小時代》、張悅然的《水仙已乘鯉魚去》,占據(jù)著最顯眼的位置。我會在書架前站很久,翻看那些精美的封面,讀幾頁開頭,然后決定要不要買。
那個年代,買書是一件需要仔細考慮的事。一本書三十塊,對于一個大學生來說不是小數(shù)目。我會在買與不買之間糾結很久,最后往往還是買了,因為實在舍不得放下。
買完書,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,上傳到人人網(wǎng)的相冊。拍書的封面,拍一堆書摞在一起的樣子,配上文字:"這個月的戰(zhàn)利品。"這種分享不只是炫耀,更是一種自我激勵——既然買了,就一定要讀完。
而且,在人人網(wǎng)曬書,也是一種社交行為。評論區(qū)里,總會有人說"我也買了這本!"然后我們就約好一起讀,讀完后在網(wǎng)上討論。有時候還會組織線下的讀書會,在學校的咖啡廳或者校外的獨立書店見面,聊一個下午。
除了青春文學,我還會去文學區(qū)。那里有昆德拉、村上春樹、加繆、卡夫卡。這些名字對當時的我來說,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是因為在豆瓣和人人網(wǎng)上總能看到有人討論,陌生是因為還沒真正讀懂。但我還是會買,因為覺得"應該讀",因為想成為那種"讀過這些書的人"。
現(xiàn)在想來,那種購買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身份建構。你在人人網(wǎng)上曬什么書,決定了你是什么樣的人。
06
微博、豆瓣與人人網(wǎng)的三重空間
2011年,我同時活躍在三個平臺:人人網(wǎng)、微博、豆瓣。
這三個平臺,構成了三個不同的社交空間,滿足著不同的需求。
人人網(wǎng)是"真實的我"。
你的好友都是現(xiàn)實中認識的人,所以你發(fā)的內(nèi)容必須考慮"熟人社交"的后果。你不能太暴露,不能太出格,要維護一個相對完整和一致的形象。但也正因為是熟人,你的表達會更有針對性——有些日志是寫給暗戀對象看的,有些狀態(tài)是說給特定朋友聽的,有些照片是為了讓某個人注意到你。
我記得有次暗戀一個女生,我會刻意在人人網(wǎng)上發(fā)一些"高質量"的內(nèi)容——長篇的影評、精致的照片、有深度的思考。我知道她會看到,我想通過這些展示,讓她覺得我是個"有趣的人"。
這種表達,帶著表演性,但也帶著真誠。
微博是"公共的我"。
在微博上,你面對的是更廣闊的、陌生的公共空間。你可以參與熱點討論,可以發(fā)表激進的觀點,可以展現(xiàn)更"社會化"的一面。
微博滿足的是"被更多人看見"的欲望——你希望你的一條微博能被大量轉發(fā),能引發(fā)討論,能證明你的影響力。
我會在微博上評論社會事件,參與公共討論。這些內(nèi)容不一定會發(fā)在人人網(wǎng),可能會讓某些朋友覺得不舒服。但在微博的匿名性保護下,你可以更大膽地表達。
豆瓣是"理想的我"。
豆瓣是最私密的空間。你的豆瓣好友可能很少,甚至大多數(shù)是陌生人,但都是因為共同的興趣而關注彼此。在這里,你不需要維護一個"社交形象",只需要真誠地表達對書、電影、音樂的看法。
我會在豆瓣上寫很長的書評,兩三千字是常態(tài)。這些書評不會發(fā)在人人網(wǎng)——太長了,熟人不會看完;也不會發(fā)在微博——140字裝不下。
豆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空間,讓你可以深入地、完整地表達,而不用擔心沒有人看。
這三個平臺,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線上身份生態(tài):
人人網(wǎng)維護的是社交資本——你和朋友的關系,你在熟人圈里的形象
微博追求的是影響力——你能否發(fā)出聲音,你能否被更多人聽見
豆瓣保護的是文化認同——你是什么樣的人,你屬于哪個文化圈層
那幾年,這三個空間還能和平共處。你可以在人人網(wǎng)分享生活,在微博參與公共討論,在豆瓣深耕文化品位。
每個平臺都有它的位置,每種表達都有它的出口。
但這種平衡很快就要被打破了。
07
人人網(wǎng)的衰落
2012年下半年,我開始感覺到人人網(wǎng)在變化。
最明顯的是,大家發(fā)狀態(tài)的頻率降低了。以前每天打開人人網(wǎng),首頁都是密密麻麻的新狀態(tài)、新日志、新相冊。但2012年之后,刷新半天,只有幾條更新。
有人還在發(fā),但內(nèi)容變了。不再是長篇的心情記錄,而是簡短的生活碎片,甚至直接轉發(fā)微博的內(nèi)容。人人網(wǎng)開始變成微博的搬運地,失去了自己的特色。
相冊也不再是那種精心策劃的主題相冊了。大家開始批量上傳照片,一次幾十張,沒有文字說明,只是簡單地記錄。那種"用相冊講故事"的傳統(tǒng),慢慢消失了。
更致命的是,越來越多人開始"潛水"。他們還會登錄人人網(wǎng),還會瀏覽朋友的動態(tài),但不再發(fā)布內(nèi)容,不再評論和互動。人人網(wǎng)變成了一個"消費性"的平臺——你看別人的生活,但不分享自己的生活。
我問過一個朋友,為什么不在人人網(wǎng)發(fā)狀態(tài)了?她說:"感覺沒什么好發(fā)的。而且發(fā)了也沒幾個人看,還不如發(fā)微博,至少轉發(fā)量能證明有人在意。"
這句話道出了人人網(wǎng)的根本困境:它不能給予即時的、量化的反饋。
在微博上,你發(fā)一條內(nèi)容,可以看到實時的轉發(fā)數(shù)、評論數(shù)、點贊數(shù)。這些數(shù)字是可見的,可以比較的,能給你即時的滿足感。
但人人網(wǎng)不是這樣的。你發(fā)一條狀態(tài),可能有人看了,但沒有點贊;可能有人喜歡,但沒有評論。那種"靜默的閱讀",不能轉化為可見的互動數(shù)據(jù)。
在一個越來越看重"量化反饋"的時代,人人網(wǎng)的這種特質,從優(yōu)勢變成了劣勢。
2013年,我的很多朋友開始明確表示"不用人人網(wǎng)了"。有的人賬號還在,但已經(jīng)好幾個月沒登錄;有的人干脆注銷了賬號,把所有內(nèi)容都刪除了。
我還在堅持更新,但能明顯感覺到互動在下降。以前發(fā)一條日志,能有十幾條評論;現(xiàn)在發(fā)一條,只有兩三個贊,甚至一個評論都沒有。
那種孤獨感,讓我開始懷疑:我為什么還要在這里寫?為誰而寫?
08
梧桐區(qū)的咖啡館時代
就在人人網(wǎng)開始衰落的同時,上海的獨立咖啡館文化開始興起。
2012年,我發(fā)現(xiàn)上海開始冒出一些不一樣的咖啡館。它們通常開在梧桐樹下的小馬路上——安福路、五原路、永康路。店面不大,裝修簡約,有手沖咖啡,有獨立音樂,有書架,有不定期的文化活動。
我第一次去這樣的咖啡館,是在安福路。推開門,迎面是濃郁的咖啡香。店主是個留著胡子的年輕人,親自做咖啡。墻上貼著小型音樂會和讀書會的海報。書架上擺著各種文藝雜志——《單讀》、《讀庫》、進口的藝術畫冊。
我點了一杯手沖咖啡,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周圍的客人大多在看書或者用電腦工作,很安靜。偶爾有人小聲交談,談的是最近看的電影、讀的書、去過的展覽。
這種咖啡館,構建了一個特殊的空間——它既是公共的,又是私密的;既是商業(yè)的,又帶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。
那幾年,這樣的咖啡館經(jīng)常舉辦活動。讀書會、觀影會、分享會、小型音樂演出。我會在人人網(wǎng)和豆瓣同城活動上看到這些信息,然后報名參加。
參加的人不多,十幾個到幾十個,但都是真正感興趣的人。大家會認真討論,會提出問題,會分享自己的觀點。活動結束后,我們會互加人人網(wǎng)和微信,線上繼續(xù)交流。
我記得參加過一次關于加繆的讀書會。主講人是個研究法國文學的研究生,他用一個多小時講《局外人》,從存在主義哲學講到戰(zhàn)后法國的社會背景。然后大家開始討論,每個人都說了自己的理解。
那次活動之后,我在人人網(wǎng)寫了一篇長日志,記錄了討論的內(nèi)容和自己的感悟。有幾個也參加了活動的朋友評論說:"今天的討論太精彩了,很高興認識你。"我們后來成了朋友,經(jīng)常一起去參加各種文化活動。
這些咖啡館某種程度上接替了人人網(wǎng)的社交功能。以前我們在線上建立聯(lián)系,現(xiàn)在我們在線下見面。以前我們通過日志和照片了解彼此,現(xiàn)在我們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加深認識。
但這種線下的社交,也有它的局限——它需要時間,需要地理位置的便利,需要一定的經(jīng)濟能力(咖啡不便宜),需要克服"和陌生人見面"的心理障礙。
所以,能參與這種線下文化活動的,始終是小圈層。大多數(shù)人,還是只能在網(wǎng)上尋找歸屬感。
09
隱形門檻的最后時光
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,2010到2013年,存在著一種隱形的文化門檻。
這個門檻不是學歷,不是收入,而是時間、知識和某種審美品位的綜合體。
你需要有時間。
去讀完一本厚厚的小說,去參加一場兩小時的讀書會,去泡咖啡館慢慢消磨一個下午。去精心編輯一篇人人網(wǎng)日志,去認真回復朋友的評論,去仔細篩選上傳的照片和配文。
那個年代,我們有大把的時間可以"浪費"在這些"無用"的事情上。大學課不多,工作壓力不大,生活節(jié)奏還比較慢。我們可以為了一場讀書會特地跨越半個上海,可以為了寫一篇影評熬夜到凌晨,可以在咖啡館坐一整天就為了讀完一本書。
你需要有知識儲備。
知道昆德拉和村上春樹,了解存在主義和后現(xiàn)代,能在討論中引用一些經(jīng)典段落。能在人人網(wǎng)寫出有深度的日志,能在BBS上和人辯論文學理論,能在讀書會上貢獻有價值的觀點。
這種知識儲備,不是通過幾天的突擊可以獲得的。它需要長期的閱讀積累,需要系統(tǒng)的學習,需要持續(xù)的思考。而那個年代,我們愿意投入這種時間和精力,因為我們相信這些東西有價值。
你需要有審美自信。
知道什么是"好的",什么是"俗的",能夠在韓寒和郭敬明之間做出選擇,并為這個選擇辯護。能分辨出哪些咖啡館是"真文藝",哪些只是"裝文藝"。能判斷哪些電影值得看,哪些書值得讀。
這種審美自信,來自于文化資本的積累。你讀過足夠多的書,看過足夠多的電影,參加過足夠多的文化活動,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判斷標準。而當你在人人網(wǎng)上展示這種審美,當你在豆瓣上標記那些"正確的"書和電影,你就自然地進入了某個文化圈層。
這種門檻,創(chuàng)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圈層。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,也不是每個人都想進入。但對于那些在圈層里的人來說,它提供了一種歸屬感,一種"我們不一樣"的身份認同。
如果你在豆瓣上標記了某些書、某些電影,如果你在人人網(wǎng)分享了某種類型的日志和照片,你就會自動成為某個群體的一員。這種認同不需要言說,只需要一個書單、一個相冊、一段簽名就夠了。
10
黃昏的預兆
我開始隱隱感覺到一些變化。
作家正在成為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,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浪潮要來了。
2012年10月8日,韓寒的「ONE·一個」APPiOS版上線。
每天1張圖片,1篇文字,1個問題,1款東西。
發(fā)布不到24個小時,登上AppStore免費排行總榜第1名。
ONE的出現(xiàn),標志著上海青年文化消費從紙質向數(shù)字的過渡。韓寒選擇的作者——蔡崇達、張皓宸、盧思浩——成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代表。
事后證明,作家仍然會全面擺給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,最牛的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以后是驚人的一鳴。
當然,這一階段,上海青年文化仍以“慢與深”為榮:長閱讀帶來審美自信,紙刊與書店提供線下錨點;微博/豆瓣讓表達獲得觀眾感。
知識、時間與禮儀構成了隱形的門檻,這種門檻尚未被算法與投放取代。
二
黃金時代的安全感——當我們還在選擇看什么(2014-2019)
如果說2010-2013是紙質時代的尾聲,那么2014-2019就是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黃金時代。
那是智能手機真正統(tǒng)治生活的六年,是"低頭族"成為常態(tài)的六年,是線上與線下邊界徹底模糊的六年。
那也是我們這代人最分裂的六年。
我們一邊懷念人人網(wǎng)上的長日志和真誠交流,一邊在朋友圈精心編輯九宮格;我們一邊批評碎片化閱讀,一邊在地鐵上刷著公眾號文章;我們一邊說要深度思考,一邊把知識付費課程收藏了從不打開;我們一邊向往獨立書店和Livehouse的文藝氛圍,一邊只是去那里拍照發(fā)朋友圈。
這六年里,移動端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自由——隨時隨地閱讀、表達、連接。但也在不知不覺中,改變了閱讀、表達、連接本身的意義。
01
那個還能"訂閱"的世界
2012年8月,微信公眾平臺上線。但真正的爆發(fā)期是在2014年前后。
那時的公眾號,還不是營銷號的天下。一個大學生或白領,只要有點文筆和想法,就能開一個號,寫自己想寫的東西。更重要的是,推送是直達用戶的——沒有算法篩選,沒有流量分發(fā)機制,你關注了誰,誰的文章就會準時出現(xiàn)在你的列表里。
這種"訂閱制"邏輯,讓公眾號成為了紙質雜志在數(shù)字時代的繼承者。
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,2014到2018年,可能是上海年輕人最后一次感到"掌控自己精神生活"的時期。
那時,我們還相信:只要謹慎選擇關注的對象,就能構建起一個理想的信息世界。每個人的手機里,都有一份精心策展的"訂閱列表"——就像上一代人書架上的藏書,那是我們精神趣味的具象化呈現(xiàn)。
我記得2015年的一個下午,在淮海路的咖啡館里,一個朋友打開她的微信公眾號列表給我看,如數(shù)家珍般介紹每一個賬號:"這個是看電影的,這個寫城市觀察,這個專門講女性議題,這個推薦展覽……"她的語氣里帶著某種驕傲,仿佛在展示一座私人圖書館的館藏目錄。
當時的公眾號,確實更像是數(shù)字時代的個人雜志。每一個賬號背后,都有一個清晰可辨的主理人——他們的文風、觀點、審美趣味都是穩(wěn)定的。你訂閱一個號,就像是與一個有趣的人建立了長期通信關系。每天晚上固定時間,推送準時到達,那是一種可預期的、有節(jié)奏的精神陪伴。
更重要的是,那時的內(nèi)容生產(chǎn)還沒有被完全工業(yè)化。一個人只要有想法、有文筆,就可以開一個公眾號,慢慢積累讀者。不需要投流,不需要數(shù)據(jù)分析,不需要標題黨。寫作者與讀者之間,還存在著某種純粹的信任關系——我寫我想寫的,你看你想看的,彼此在精神上相互確認。
那是內(nèi)容世界的"黃金標準"還未崩壞的年代。
02
彈幕里的集體記憶
如果公眾號是私人訂閱的精神花園,那么B站就是一代人的集體廣場。
我第一次理解B站的意義,是在2016年的某個深夜。我在看一個老動畫的重映,屏幕上飄過密密麻麻的彈幕——"爺青回"、"有生之年"、"十年后再看還是會哭"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,原來此時此刻,在上海的某個角落、在全國的某個城市,有成千上萬個和我一樣的人,在同一個時間點,被同一段畫面觸動。
這是電視時代不曾有過的體驗。電視讓我們同步觀看,但我們各自孤獨;彈幕讓我們異步觀看,卻感到彼此在場。
B站在那幾年完成的,不只是一個視頻平臺的崛起,而是一整套新的文化認同機制的建立。在這里,你不需要解釋什么是"鬼畜",什么是"空耳",什么是"黑人抬棺"。這些梗,這些暗號,構成了一代人共享的文化密碼。
每年B站的跨年晚會、拜年祭,逐漸成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春晚替代品。不是因為它制作精良(雖然確實越來越精良),而是因為它"懂我們"——它知道我們喜歡什么梗,關注什么話題,在意什么情緒。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輸,而是從社區(qū)中生長出來的集體創(chuàng)作。
彈幕文化還處在最純粹的狀態(tài)。人們發(fā)彈幕不是為了表演,不是為了引起注意,只是單純想要與同好分享那一瞬間的感受。
那時的B站,還是一個真正屬于用戶的社區(qū),而不是流量的戰(zhàn)場。
03
知識的幻象與焦慮
2016年前后,上海的地鐵上開始出現(xiàn)一種新的景觀:越來越多的人戴著耳機,但他們不是在聽歌,而是在"聽課"。
羅振宇的"得到"APP帶來了知識付費的浪潮。每一門課都在承諾,用碎片化的時間,獲取系統(tǒng)化的知識。
這個承諾是誘人的,也是危險的。
我當時也買過幾門課。每天上下班的路上,戴著耳機聽20分鐘。聽的時候覺得醍醐灌頂,但一個月后問自己學到了什么,卻說不出個所以然。那些知識就像快餐,吃的時候有飽腹感,但沒有真正的營養(yǎng)。
但我們需要這種"正在學習"的感覺。因為在那個時代,"焦慮"已經(jīng)成為了上海年輕人的底色。房價在漲,競爭在加劇,技術在迭代,職業(yè)前景在變得不確定。我們需要告訴自己:"我在進步,我在學習,我在跟上時代。"
知識付費給了我們這種心理安慰。它讓我們覺得,利用碎片時間就可以提升自我,不需要啃大部頭,不需要系統(tǒng)思考,只要每天堅持聽課,就能變得更好。
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,但我們心甘情愿地相信。
與此同時,知乎在這個時期扮演了另一種角色。如果說"得到"是速成的知識課堂,知乎就是公開的經(jīng)驗市場。
在知乎上,你可以看到投行分析師講述金融業(yè)的真實狀況,可以看到程序員分析技術趨勢,可以看到心理咨詢師解答情感困惑。
那時的知乎還保持著某種"精英社區(qū)"的氣質。認真寫一個幾千字的回答,是值得的——它會被點贊、被收藏、被傳播,你會因此獲得認可和關注。這種認可不是流量意義上的,而是專業(yè)能力和表達水平的確認。
我記得有一段時間,"知乎體"成為了一種寫作風格的代名詞:開頭先擺明身份和立場,然后分點論述,每一點都有數(shù)據(jù)或案例支撐,最后總結升華。這種寫作方式,后來被諷刺為"故作高深",但在當時,它代表著一種認真對待問題、尊重理性討論的態(tài)度。
那個時期,我們還相信:只要足夠努力,足夠聰明,就能通過學習改變命運。知識付費和知乎,都在強化這種信念。
只是我們不知道,這種信念很快就會被另一種邏輯取代。
04
同好的烏托邦
但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知識焦慮中。在這個時期,上海也出現(xiàn)了另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:基于興趣的自組織社群。
我第一次參加豆瓣同城的讀書會,是在2015年。那是一個周六下午,在愚園路的一家咖啡館,十幾個陌生人因為都喜歡卡爾維諾而聚在一起。
大家輪流分享自己最喜歡的段落,討論《看不見的城市》里的隱喻。沒有人是專家,也沒有人是老師,只是純粹的愛好者之間的交流。
那種感覺很奇妙。在一個陌生人社會里,你突然發(fā)現(xiàn),原來有這么多人和你關注著相似的事物。你不孤獨。
那幾年,上海的各種小圈層活動非?;钴S。跑步群約著去跑蘇州河,攝影愛好者組團去拍老建筑,桌游玩家每周末固定聚會,獨立音樂愛好者去育音堂看live。
這些活動的組織成本很低——一個豆瓣小組或微信群就夠了,微信支付讓AA變得簡單,共享文檔讓信息同步變得容易。
更重要的是,那時的社群還保持著某種"非功利性"。人們聚在一起,不是為了拓展人脈,不是為了尋找商機,只是單純因為共同的興趣。這種純粹性,讓社群成為了都市生活中難得的溫暖角落。
我記得有一個獨立書店,每周三晚上有讀詩會。十幾個人坐在狹小的空間里,輪流朗讀自己喜歡的詩。有時是里爾克,有時是博爾赫斯,有時是海子。讀完之后不討論,不分析,只是靜靜地坐一會兒,然后各自離開。
這些時刻,在當時看來是平常的,幾乎是理所當然的。但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,那是多么珍貴的時光。我們還有余裕去做一些"無用"的事情,還能在快節(jié)奏的城市生活中,為詩歌、為小說、為一場深夜的電影討論留出時間。
咖啡館在這個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星巴克,包括Manner、Seesaw這些本土精品咖啡品牌崛起,但它們不只是賣咖啡,更是提供了一種"第三空間"——既不是家,也不是辦公室,而是可以停留、可以交談、可以獨處的場所。
在那些咖啡館里,你會看到有人在寫稿,有人在看書,有人在小聲討論方案。空氣里彌漫著咖啡的香氣和輕微的談話聲。那是一種恰到好處的"在場感"——你不孤獨,但也不被打擾。
05
Livehouse的悖論:小眾音樂的大眾化
2014年,我第一次去育音堂看live。
那是一個地下樂隊的演出,門票50塊,觀眾不到一百人。場地很小,音響設備也一般,但氣氛很好。臺上的樂隊用力演出,臺下的觀眾跟著節(jié)奏搖擺。結束后,主唱跳下臺和大家聊天,沒有距離感,就像朋友聚會。
那種感覺很真實。你知道這些音樂人不是為了出名,不是為了賺錢,只是單純熱愛音樂。你也知道臺下的人都是真正的樂迷,大家為了同樣的音樂聚在這里。
但到了2017年,livehouse的氛圍開始變了。
我記得有一次,去MAO Livehouse看一個歌手的演出。現(xiàn)場擠滿了人,很多人舉著手機錄像,幾乎全程都在刷屏。臺下的觀眾大多不會跟著唱,也不了解歌手的作品,只是在高潮部分舉起手臂,拍幾張照片發(fā)朋友圈。
更讓人不適的是,有些人來livehouse只是為了"打卡"。他們不在乎今天演出的是誰,只在乎"我來過livehouse"這個事實。進門拍照,發(fā)朋友圈,配文"今夜屬于搖滾"或者"Live就是要這么燥",然后中途就離場了。
Livehouse從小眾音樂愛好者的聚集地,變成了"年輕人的娛樂場所"。這個轉變,讓很多老樂迷很不適應。
我有個朋友是資深樂迷,從2008年就開始混livehouse。他說:"以前來livehouse的都是真正喜歡音樂的人,大家會認真聽,會了解樂隊的作品?,F(xiàn)在很多人只是來湊熱鬧,把這里當成蹦迪的地方。"
但這也是livehouse的悖論。小眾音樂要活下去,需要更多觀眾,需要商業(yè)化。但商業(yè)化必然帶來大眾化,而大眾化又會稀釋原有的文化氛圍。
2018年之后,上海的livehouse越開越多。MAO、育音堂、Arkham、VA……每個都在擴大規(guī)模,引進更多商業(yè)化的演出。門票越來越貴,營銷越來越專業(yè),演出越來越像一門生意。
同時,綜藝節(jié)目開始收編小眾音樂。《有嘻哈》之后,又有《樂隊的夏天》、《明日之子》。這些節(jié)目把地下音樂人推到臺前,給了他們名氣和收入,但也改變了他們的音樂。很多原本在livehouse演出的樂隊,上了綜藝之后爆紅,然后開始巡演、接商演、做代言。他們的音樂變得更流行,更易于傳播,也更商業(yè)化。
2019年,我最后一次去育音堂。那里已經(jīng)翻新過,裝修更好了,設備更專業(yè)了,但我總覺得少了點什么。
身邊走過幾個觀眾,在討論剛才拍的照片。"這張好看,發(fā)朋友圈吧。""配什么文案?""就說'今夜屬于搖滾'吧。"
今夜屬于搖滾嗎?還是屬于朋友圈?
06
展覽經(jīng)濟:從看展到打卡
2016年,上海開始進入"展覽熱"。
西岸藝術中心、油罐藝術中心、龍美術館、余德耀美術館……一個接一個的當代藝術空間開幕。國際大展不斷引進,從莫奈到草間彌生,從安迪·沃霍爾到村上隆。
我記得當時的朋友圈,幾乎每個周末都有人在曬展覽照片。大家好像突然都成了藝術愛好者,每個人都在"看展"。但很快我發(fā)現(xiàn),很多人去看展,并不是為了看展。
我去油罐藝術中心看teamLab展的時候,排了兩個小時的隊。進去之后,發(fā)現(xiàn)每個裝置前都擠滿了人,但他們都在拍照。沒有人靜靜地欣賞,沒有人認真地觀看,所有人都在尋找最佳拍照角度。
那個著名的"無窮鏡屋",規(guī)定每人只能進去一分鐘。但大部分人進去之后,60秒全部用來拍照——自拍、擺拍、換角度、換姿勢。出來的時候,手機里存了幾十張照片,但對作品本身,可能連一眼都沒有認真看過。
展覽的意義變了。它不再是審美體驗,而是社交貨幣。
你去看了草間彌生,發(fā)了朋友圈,意味著你有文化品味;你去看了波普藝術展,配文引用蘇珊·桑塔格,意味著你有人文修養(yǎng);你去看了小眾的實驗性展覽,意味著你與眾不同。但你真的理解那些作品嗎?真的被它們觸動了嗎?還是只是需要一張照片,來維持朋友圈里的人設?
展覽的生產(chǎn)邏輯也在改變。主辦方越來越重視"可拍性"——作品要好看,要上鏡,要能在社交媒體上形成傳播。那些深刻但不美觀的作品,那些需要靜下心來體會的作品,逐漸被邊緣化。
2018年,有個朋友策了一個實驗性很強的當代藝術展。開幕那天,我去看了。作品很有思想性,但視覺上不夠"驚艷",不太適合拍照。展覽兩周后,主辦方很失望——來的人很少,社交媒體上幾乎沒有討論。朋友說:"現(xiàn)在的展覽,如果不能在小紅書上火,就等于失敗。大家要的不是藝術,是打卡點。"
這話雖然刻薄,但確實反映了現(xiàn)實。展覽經(jīng)濟的繁榮,建立在"打卡文化"之上。美術館、畫廊需要流量,需要曝光,需要成為"網(wǎng)紅地標"。所以它們引進的展覽,越來越傾向于視覺沖擊力強、容易拍照、適合傳播的作品。
觀眾也配合這種邏輯。我們?nèi)タ凑?,首先考慮的是"這個展好拍嗎"、"能不能出片"、"適不適合發(fā)朋友圈"。至于藝術性、思想性、創(chuàng)新性,反而成了次要的。
展覽,在社交媒體時代,已經(jīng)不再是關于"看"的活動,而是關于"被看見"的活動。
有人去看展,不是為了看到什么,而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他們在看展。
07
二次元破壁:從小圈子到主流文化
如果說livehouse和展覽的網(wǎng)紅化是被動的收編,那么二次元文化的"破壁"則是一場主動的出擊。
2014年前后,二次元在中國還是一個極其小眾的圈子。喜歡動漫、玩Galgame、看輕小說的人,在主流社會眼中往往被貼上"宅"、"幼稚"、"不務正業(yè)"的標簽。那時候,如果你告訴別人你喜歡二次元,得到的反應通常是不解或輕蔑。
但這個圈子內(nèi)部,卻有著極強的凝聚力和文化認同。
我第一次參加漫展是在2013年。那是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,coser們穿著精心制作的服裝,擺著各種pose供人拍照。周圍都是同好,大家用圈內(nèi)的黑話交流,討論最新的番劇,交換周邊。那種感覺很溫暖——在一個不被主流理解的世界里,你終于找到了同類。
那時候的二次元圈子,有明確的邊界和門檻。你要了解基本的作品,要懂圈內(nèi)的梗,要遵守不成文的規(guī)矩。這種封閉性保護了圈子的純粹,但也限制了它的發(fā)展。
轉折點是2015年前后。B站開始大規(guī)模出圈,從一個小眾的彈幕視頻網(wǎng)站,逐漸變成年輕人的主流平臺。越來越多的非二次元用戶涌入,帶來了流量,也帶來了改變。
2016年,一些國產(chǎn)動畫開始崛起?!洞笫w來》雖然是2015年的電影,但它的成功讓資本看到了國產(chǎn)動漫的可能性。《全職高手》《魔道祖師》《一人之下》等國產(chǎn)動畫相繼推出,制作水平不斷提高,觀眾群體不斷擴大。
2017年,騰訊視頻、愛奇藝等主流視頻平臺開始重點布局動漫內(nèi)容。它們引進日本番劇,投資國產(chǎn)動畫,甚至開始做真人版改編。二次元從B站走向了全平臺,從小圈子走向了大眾視野。
與此同時,漫展的規(guī)模越來越大。從最初的幾千人,到后來的幾萬人,再到2018年、2019年動輒十幾萬人的規(guī)模。漫展不再只是coser和核心粉絲的聚會,而是變成了一個商業(yè)化的大型活動——游戲廠商設展臺,品牌做聯(lián)名,明星來站臺。
但這種"破壁"也帶來了矛盾。
老二次元們開始抱怨:圈子被稀釋了。那些新涌入的人,很多只是跟風,根本不了解二次元文化。他們可能只是因為某個游戲或某部番劇火了才來,對二次元的歷史、精神、審美一無所知。
更嚴重的是,二次元文化開始被商業(yè)化收割。各種IP聯(lián)名、周邊販賣、粉絲經(jīng)濟……一切都在被量化、被商品化。那些最初因為熱愛而創(chuàng)作的同人作品,開始被專業(yè)團隊批量生產(chǎn)。那些曾經(jīng)純粹的文化符號,變成了可以定價售賣的商品。
2018年,我去參加了一次ChinaJoy(雖然嚴格來說它不算二次元展會,但邊界已經(jīng)很模糊了)。
展館里人山人海,到處是游戲公司的展臺,showgirl們穿著暴露的服裝吸引人拍照。我看到幾個穿著精致cos服的女孩,被一群攝影師圍著,閃光燈此起彼伏。她們擺著各種姿勢,職業(yè)而嫻熟,完全沒有早期漫展那種純粹的、為愛發(fā)電的感覺。
二次元的"破壁",讓這個圈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資源,也讓很多從業(yè)者能夠以此為生。但代價是,它失去了原有的邊界、純粹和反主流的精神。
一個朋友對我說:"以前我們是小眾,是邊緣,是不被理解的。但那種被邊緣化的身份,反而給了我們一種特殊的歸屬感?,F(xiàn)在二次元成了主流,我們得到了認可,但也失去了那種'我們不一樣'的感覺。"
這是所有亞文化在主流化過程中都要面對的困境:你想要被看見,想要被認可,想要有更多資源。
但當你真的走到臺前,你也就不再是原來的你了。
08
最后的自主權
現(xiàn)在回想起2014到2018年這段時光,最讓人懷念的,不是內(nèi)容的質量有多高,不是社群的氛圍有多好,而是那種"我可以選擇"的感覺。
你可以選擇訂閱哪些公眾號,關注哪些UP主,加入哪些社群,參加哪些活動。你的精神世界,很大程度上是由你自己的選擇塑造的。
當然,這種自主權可能只是一種幻覺。算法已經(jīng)在后臺運行,商業(yè)化的邏輯已經(jīng)在滲透每一個角落。但至少在表面上,在我們的主觀體驗中,我們還覺得自己在掌控。
有點像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里的描寫,他說:"我們生活在一種安全感中,相信明天會和今天一樣,所有的進步都是線性的、可預期的。"
2014到2019年的上海青年文化,也有類似的氣質。很多人相信,技術會讓生活更便利,互聯(lián)網(wǎng)會讓知識更普及,社群會讓人與人的連接更緊密
我們不知道,在2018年的地平線上,抖音即將大殺四方,還有更多的領域,碎片化和性價比擊潰了原有的商業(yè)秩序。我們也不知道,疫情會在兩年后改變很多生活方式。
三
在場的重新發(fā)明——算法、打卡與新日常(2020-2025)
如果說2014到2019年,我們還在努力維持線上與線下的平衡,那么2020年之后,這個平衡徹底被打破了。不是線下消失了,而是線下的邏輯被徹底改寫了。
我們重新發(fā)明了"在場"。
但這個"在場",已經(jīng)不再是2010年代那種單純的、物理的在場。它變成了一種混合的、表演性的、被算法中介的在場。
你去一個地方,不只是為了去那個地方本身,而是為了證明你去過;你做一件事,不只是為了做那件事本身,而是為了展示你做過。
更根本的變化是:我們從"選擇看什么"的時代,進入了"被投喂看什么"的時代。算法取代了訂閱,信息流取代了精心策展的列表。
我們以為自己在追求獨特,其實是在完成同一套劇本。
所有的平臺都號稱是記錄美好生活,但他們自己也清楚,更多的博主和用戶不過是在表演某一類生活。
01
小紅書的生活模板
如果說直播帶貨教會我們沖動消費,那么小紅書教會我們的,是如何把生活變成一套標準化的流程。
2020年之后,小紅書在上海年輕人中的滲透率達到了一個驚人的程度。幾乎每個青年的手機里都有這個APP,幾乎每次消費決策前都要先去小紅書上搜一搜。
去哪家咖啡館?小紅書搜"上海咖啡館推薦"。
買什么面膜?小紅書搜"敏感肌面膜測評"。
周末去哪玩?小紅書搜"上海周邊游攻略"。
穿什么去約會?小紅書搜"春季約會穿搭"。
連早餐吃什么,都要先看看"健康早餐搭配"。
小紅書提供的,不只是信息,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模板。
2021年的一個周末,我和朋友去武康路的一家網(wǎng)紅咖啡館。還沒進門,就看到有人在門口拍照——仰拍建筑外立面,俯拍咖啡杯,45度角拍自己喝咖啡的側臉。走進店里,幾乎每張桌子上都有人在拍照。有的人甚至帶了補光燈,調整了十幾分鐘才按下快門。
我問朋友:"他們是來喝咖啡的,還是來拍照的?"
朋友說:"他們是來完成作業(yè)的。"
她說得對。小紅書上有無數(shù)"探店筆記",詳細教你怎么拍、從什么角度、配什么文案、用什么濾鏡。很多人去一家店,不是因為真的喜歡,而是因為"小紅書上說這家店很火"。
他們?nèi)サ哪康?,不是體驗,而是復制——復制別人的照片,復制別人的文案,復制別人的生活方式,然后發(fā)到自己的賬號上,證明"我也去過"。
2020年下半年,小紅書上開始流行"精致窮"。博主們分享如何用有限的預算過上看起來精致的生活——平價替代大牌,改造出租屋,擺拍早餐,營造"歲月靜好"的氛圍。
這些內(nèi)容很受歡迎,因為它們給了年輕人一種安慰:即使收入不高,只要足夠用心,也能過上"理想生活"。
但這種"精致",往往只存在于照片里。
我有個朋友經(jīng)營小紅書賬號,很多筆記都能有幾百贊。她分享"一人食早餐"、"周末儀式感"、"家居好物"。但只有我知道,她拍照的那張餐桌,其實堆滿了雜物,只有拍照的那個角落是精心布置的。她拍完照,早餐經(jīng)常涼了,甚至不吃了。
"拍照比吃飯重要。"她半開玩笑地說。
小紅書,以及抖音上的生活,越來越變成一種表演。大家不是在分享真實的生活,而是在展示一個精心設計的人設。每個人都在扮演"活得很好"的角色,用濾鏡、修圖、文案,掩蓋真實生活的混亂和平庸。
更讓人不安的是,小紅書深度介入了消費決策。平臺通過算法分析你的瀏覽習慣、停留時間、點贊收藏,然后精準推送"種草"內(nèi)容。你以為自己在自由瀏覽,其實是在被算法引導消費。
2022年開始,小紅書的商業(yè)化加速。越來越多品牌入駐,越來越多博主接廣告。用戶越來越難分辨,哪些是真實分享,哪些是營銷內(nèi)容。但也許這個區(qū)分本身已經(jīng)不重要了——因為連"真實分享"本身,也已經(jīng)高度模板化、表演化了。
到了2024年,我發(fā)現(xiàn)一個現(xiàn)象:很多人去一個地方之前,會先在小紅書上做"攻略"——看別人怎么拍的,總結出"最佳機位"、"最佳時間"、"最佳濾鏡"。然后到了現(xiàn)場,按照攻略一模一樣地復制。
這樣的旅行,還是旅行嗎?還是只是在完成一套既定的程序?
02
Citywalk:漫步還是打卡?
2023年春天,上海突然掀起了一股citywalk熱潮。
朋友圈里,幾乎每個周末都有人發(fā)citywalk的照片。武康路、安福路、愚園路、建國西路……這些本就熱鬧的馬路,現(xiàn)在更是人滿為患。
Citywalk本應是一個很好的概念——放慢腳步,用步行的方式探索城市,發(fā)現(xiàn)那些被忽略的角落,建立與城市的情感連接。
在一個高速運轉的都市里,它代表著某種對"慢"的向往。
但很快,citywalk也被納入了小紅書的邏輯。
我參加了一個博主組織的citywalk,主題是"漫步法租界"。報名費100塊,20多個人跟著博主,從復興中路走到武康路。博主一路講解歷史建筑、名人故居,聽起來很專業(yè)。但我注意到,大部分人都心不在焉。他們等博主講完,立刻掏出手機,在每個"機位"前排隊拍照。
走到武康大樓,博主說:"這是citywalk的經(jīng)典機位,大家可以多拍幾張。"
于是所有人掏出手機,從各個角度拍武康大樓——和2010年代在福州路書城拍書一樣,拍的不是建筑本身,而是"我來過"的證據(jù)。
我站在人群里,突然有種荒誕感:我們真的是在"漫步"嗎?
2024年,citywalk進一步商業(yè)化。各種主題路線層出不窮——"咖啡citywalk"、"古著citywalk"、"建筑citywalk"、"美食citywalk"。價格從幾十到幾百不等。
我參加過一次"咖啡citywalk"——三小時,五家精品咖啡館,每家一杯,講解咖啡文化。聽起來很美好,但實際上,三小時喝五杯咖啡,根本沒時間細品。大家都是拍個照。喝兩口,聽博主講兩分鐘。然后匆匆趕往下一家。
但朋友圈里,大家都在發(fā)"完美的周末"、"愛上咖啡"之類的文案,配上精心修過的照片。
Citywalk的悖論在于:它本應是對快節(jié)奏都市生活的反抗,是慢下來、深度體驗的方式。但當它被包裝成產(chǎn)品,被納入社交媒體的展示邏輯,它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。
03
盲盒、谷子與物的魔法
2020年前后,上海年輕人突然開始癡迷各種"小物件"。
盲盒、手辦、徽章、貼紙、明信片……這些原本不起眼的東西,突然成了消費的重點。一個巴掌大的盲盒公仔可以賣到上百塊,一枚限定徽章可以炒到原價的十倍。
這背后,是一套全新的消費邏輯。
我有個朋友是Molly的忠實粉絲,家里擺滿了各個系列的公仔。她告訴我,買盲盒的樂趣在于"不確定性"——你不知道會抽到哪款,可能是普通款,也可能是隱藏款。這種賭博式的刺激,讓人上癮。
但很快,盲盒的"不確定性"就被商業(yè)化利用了。品牌方控制隱藏款的投放比例,營造稀缺性;玩家在二手市場交易,炒高價格;甚至出現(xiàn)了"盲盒代抽"服務,用技術手段提高中簽率。
盲盒從娛樂消費,變成了投機行為。
當然,它仍然是一代青年的精神掩體。
與盲盒類似但又不同的,是飯圈的"谷子"文化。
所謂谷子,就是偶像的周邊產(chǎn)品——寫真、海報、徽章、應援物。粉絲們在演唱會、見面會購買官方谷子,在二手平臺交換、買賣,在社交媒體曬圖炫耀。
一個朋友是某男團的粉絲,她房間里有一整面墻的谷子。她說,收集谷子是表達愛的方式,"擁有他的周邊,就像擁有他的一部分"。
但這種擁有,本質上是一種幻覺。你擁有的不是偶像本人,甚至不是與他有關的任何真實聯(lián)系,只是批量生產(chǎn)的商品。但在粉絲經(jīng)濟的邏輯里,這些商品被賦予了情感價值,變成了某種"圣物"。
但這不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問題,事實上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盒和谷子。
古著則走了另一條路——它強調"獨一無二"。
在愚園路、安福路的古著店里,一件上世紀的毛衣可以賣到上千塊,比新的還貴。我問過店主為什么,她說:"因為它們有故事,。"
這話很浪漫,但本質上,是一種"靈韻"的人工再造。在批量復制的時代,古著、盲盒、谷子,都在用各自的方式,試圖重新賦予商品以"獨特性":盲盒用稀缺,谷子用情感投射,古著用歷史敘事。
它們讓年輕人相信:這個物件不只是物件,它是有意義的,是"屬于我的"。
04
脫口秀:笑聲里的宣泄
2020年,《脫口秀大會》爆火。
一批脫口秀演員成了年輕人的新偶像。他們的段子在社交媒體瘋傳,他們的金句成了日常用語。
"那不就是東北人的熱情嗎"、"普通卻那么自信"——這些梗,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新語言。
脫口秀為什么會在這個時期爆火?
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安全的宣泄方式。那幾年,年輕人的焦慮在累積,很多問題無法正面討論,但可以通過脫口秀來調侃、戲謔、自嘲。
脫口秀演員幫我們說出了那些不能說的話,但用一種"開玩笑"的方式。于是我們可以笑,可以鼓掌,可以轉發(fā),不用承擔任何嚴肅討論的風險。
脫口秀線下演出在上海遍地開花。各個小劇場都在排脫口秀專場,票價從幾十到幾百,往往一票難求。
我去看過幾次。氣氛確實好,演員和觀眾的互動很強。但我也注意到,很多人去看脫口秀,不只是為了笑,更是為了"我去看了脫口秀"這件事本身。
他們拍照發(fā)朋友圈,演出時錄視頻(雖然通常不允許),事后在小紅書發(fā)"觀演筆記"。
脫口秀,也變成了社交貨幣,一種人設展示——"我是有幽默感的人"、"我關注社會議題"、"我的精神生活很豐富"。
到了2023、2024年,脫口秀開始遭遇瓶頸。一方面尺度收緊,很多話題不能講了;另一方面商業(yè)化加速,品牌植入越來越多,演員開始接商演。那種純粹的、為了表達而表達的脫口秀,越來越少了。
但即便如此,脫口秀依然重要。因為它證明了:人們依然需要笑,需要宣泄,需要一種不那么嚴肅的方式來面對生活的荒誕。
05
播客與主理人:小眾的元年
播客和"主理人"文化,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另一面——對深度、對個性的堅持。
2020到2022年,是中文播客的黃金時期。一批優(yōu)質播客涌現(xiàn),討論垂類話題,提供深度內(nèi)容。
播客的崛起,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短視頻、對碎片化、對算法推薦的反抗。它提供了一種"慢"的媒介——一期節(jié)目一兩個小時,需要完整的時間,需要專注的聆聽,需要深入的思考。
我在那段時間養(yǎng)成了聽播客的習慣。通勤時、睡前、做家務時……播客成了精神陪伴。它不像短視頻那樣刺激,也不像文章那樣需要盯著屏幕。它是溫和的、持續(xù)的、深度的交流。
播客有爆發(fā),但也有困境,以至于每一年都是元年。
首先是商業(yè)化壓力。很多播客主理人無法靠播客維生,只能當副業(yè)。為了生存,他們開始接廣告,但廣告影響了聽眾體驗。一些播客嘗試付費訂閱,但愿意付費的人很有限。
其次是注意力競爭。在短視頻、直播、游戲的圍剿下,播客的最終增長注定是有瓶頸的,抖音是那個時間黑洞。
"主理人"文化,和播客文化幾乎是同時興起的。
2020年前后,"主理人"這個詞開始流行??Х鹊暧兄骼砣?服裝品牌有主理人,書店有主理人,甚至一個公眾號、一個播客,也有主理人。
"主理人"強調個人風格和獨立精神,區(qū)別于"老板"、"店主"這些傳統(tǒng)稱謂,暗示著一種更文藝、更有品味、更追求自我表達的姿態(tài)。
我認識幾個主理人。他們開咖啡店不只為賺錢,而是為了"實現(xiàn)咖啡理想";做服裝品牌不跟風,而是堅持"自己的設計語言",辦書店不追求盈利,而是想"為城市留一個文化空間"。
但小眾意味著市場小,個性意味著成本高。很多主理人開的店生意不好,甚至長期虧損,靠情懷支撐,靠副業(yè)補貼,靠"用愛發(fā)電"。
我見過一些主理人,開店兩三年后默默關門了。他們在社交媒體發(fā)了一篇長文,講述這段經(jīng)歷,感謝支持過的客人,然后消失在朋友圈里。
理想主義,最終敗給了現(xiàn)實。
更微妙的是,"主理人"本身也在被符號化。
現(xiàn)在,幾乎每個開店的人都稱自己為主理人,無論店是否真有個性,只是在復制某種"小眾審美"的模板。
所有"慢媒介"、"深度內(nèi)容"的困境是相似的——在一個加速的時代,在一個注意力被算法切割的時代,這些東西越來越難以生存。
06
算法的勝利
2020到2025年,最根本的變化,是算法徹底占領了我們的生活。
抖音用算法決定你看什么視頻,小紅書用算法決定你買什么東西,外賣平臺用算法決定你吃什么,甚至約會軟件用算法決定你見什么人。
算法的邏輯是高效的、精準的、個性化的。它比你更了解你自己——知道你喜歡什么內(nèi)容,知道你的消費習慣,知道你的情緒波動,甚至知道你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偏好。
但算法也在塑造你。
它記錄你的每次點擊、停留、互動,然后用這些數(shù)據(jù)更精準地投喂你。你以為自己在自由瀏覽,其實是在被馴化。
更可怕的是,算法的邏輯滲透到了線下。
去哪家餐廳,看大眾點評的算法排名。
去哪個景點,看小紅書的推薦。買什么衣服,看博主的帶貨。
citywalk的路線,是根據(jù)小紅書規(guī)劃的。
我們越來越依賴算法,也越來越失去自主判斷的能力。我們不再問"我想要什么",而是問"算法推薦什么"。
2025年的上海,表面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元、更個性、更豐富。每個人都在追求"獨特",都在尋找"小眾",都在展示"自我"。
但仔細觀察就會發(fā)現(xiàn),所有人的"獨特"都是相似的。大家去同樣的網(wǎng)紅店,拍同樣的照片,用同樣的濾鏡,說同樣的話。
所謂的個性,不過是從算法提供的有限選項中,挑選了不同的組合。
07
我們的失去和獲得
2025年12月,我坐在安福路的一家咖啡館里,試圖回憶2010年的自己。
那時的我,會在人人網(wǎng)寫幾千字的長日志,會在BBS和陌生人辯論文學理論,會在福州路書城泡一整個下午,會參加豆瓣同城的讀書會認識新朋友。
那時的消費是慢的、謹慎的、理性的。那時的社交是真實的、深入的、需要時間投入的。那時的文化是有門檻的、需要積累的、相對封閉的。
現(xiàn)在的我,每天刷抖音、刷小紅書,被算法投喂各種內(nèi)容。買東西看直播,去哪玩看攻略,穿什么看博主。周末去citywalk拍照打卡,去看展只為了發(fā)朋友圈,去livehouse也要錄視頻證明"我在"。
現(xiàn)在的消費是沖動的、情緒化的、表演性的。
社交是碎片化的、淺層的、可替代的。
文化是零門檻的、算法推送的、高度同質的。
我們得到了很多:更便利的工具,更豐富的選擇,更低的參與門檻,更快的信息流動。
但我們也失去了很多:深度閱讀的能力,獨立判斷的自信,真實社交的耐心,慢下來的勇氣。
更重要的是,我們失去了那種"我在選擇"的感覺。
2010年,我會花很長時間挑選要讀什么書、關注什么人、參加什么活動。我相信,這些選擇塑造了我是誰。
2025年,算法替我做了大部分選擇。我以為自己在表達個性,其實是在復制模板。
窗外,武康路上人來人往,大家舉著手機,在同一個角度拍武康大樓。
咖啡館里,每張桌子上都有人在拍照,調整光線,選擇濾鏡,編輯文案。
也許,這就是我們重新發(fā)明的"在場"。
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"在場",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在場。
先穿越到這了。
如果說80后還趕上了紙質的黃金時代,00后和10后是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原住民,90后卡在尷尬的中間,而往后,會有一代人是AI原住民了。
青年文化,以后也將是AI文化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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